自从妈妈六年前患过乳癌，之后的每一年到期都要到医院做检查。去年六月她说额头眉间会痛，吃了止痛药也不能好，也会呕吐。那时我和妹妹立刻把她带到急症室，经过了检验后发现她的脑部有一颗瘤，更进一步检查才发现肿瘤很靠近脑膜，也就这样确诊了脑癌。

妈妈之前的乳癌有些许存活下来癌细胞渗进了淋巴，转移到脑部，藏匿在那里。每一年做例行检查时都没有侦测到，也许是因为太小颗粒了，用正子放射断层也没办法看清楚，所以才会直到去年才突然发现已变成脑癌。送去急症室的时候是半夜，虽然做了磁共振成像，但医生都不在，所以在隔天才能做正子放射断层和拿报告，也让赖仪冰医生重新接手做妈妈的主治医生。隔天赖医生拿着报告向妈妈解释确诊脑瘤的事，妈妈哭了。即使在对抗乳癌时不管在多艰难的处境下也没哭过的妈妈，这一次哭了。

赖医生转介的脑科专科医生说妈妈因为年纪大了，开刀除瘤的风险比较高，所以建议妈妈做不需开刀、不需麻醉的伽玛刀脑部放射手术，像一把枪对准癌细胞释出放射线杀掉。做完放射手术后妈妈的状况还算稳定，成功出院回家休养。但一个月后却出事了；那一天妈妈突然脸部抽筋。

在行动管制期下大家都不能出门，妈妈的头发也留长了，我正替她剪头。剪着剪着突然发现面朝前方的妈妈没在回应我，我挪前去看，妈妈状似要呕吐，双眼直瞪得好大，一直轻拍她她也无法做出反应，就这样过了两分钟才回过神来。妈妈清醒过来后，我问她记得刚刚发生了什么吗，但她完全不知道自己经历过什么。我再次把妈妈带到医院做检查，查出了脑积水。她的脑积水很严重，导致她之后不断地抽搐，在那段日子频繁地进出医院，意识时而清时而不清。脑科医生最后建议不要再延迟，要我们在黄金时期内决定要不要让他替妈妈开刀。

因为手术风险很高，我们身在不同地方的四姐妹开视讯会议讨论要不要让妈妈开刀。如果不开刀，妈妈会饱受抽搐之苦，高达一天好几次。那时候的妈妈还有听觉，还能说话，但意识已模糊，视力也不好。从小妈妈就很不喜欢我们四姐妹吵架，要我们和睦共处；所以在要做出开不开刀决定的当下实在很困难，因为要代替妈妈做出攸关性命的决定，但我们各自都有怎么做才对妈妈最好的看法。也在视讯里的表哥告诉我们，不管是谁最后做出要做手术的结论，一旦妈妈为此有什么不测，也没有人应该怪罪一开始的决策者。一路以来只有我和妹妹两人陪同妈妈见过医生，知道医生说过什么，所以不在场的姐姐们也很难就那样立下决定。

妈妈还没陷入昏迷之前说过要帮妹妹庆祝生日。妈妈很喜欢大家聚在一起和乐融融的。小时候家境不好，妈妈需要到国外工作来支撑家庭，那时候妹妹还很小，被送到亲戚家帮忙照顾，因此成了大家最心疼的宝贝。 说要帮妹妹庆生的时候，也许妈妈感知到自己时日无多，还提早把我们姐妹们的生日红包都先准备好。妈妈不能走动了，她躺在床，想着红包背面要写什么话留给我们，姐姐在一边听着、抄写着。

后来也决定做了手术。手术完成后回家的妈妈仍然有抽搐现象，我们不放心之下便安排她长时间住院。医院给妈妈持续的药物抑制缓解抽筋，但她的视觉仍在逐渐衰退，到后来连影子也看不到了。 躺在病床上的妈妈，慢慢失去说话能力。眼看妈妈的健康只有不断在退步下滑，医生告诉我们只剩两个星期了，也建议把妈妈转介给安宁疗护团队，让他们照顾妈妈，让妈妈在最后一程能不受那么多苦痛。虽然大家都希望带妈妈回家，但妈妈实在很虚弱，也无法吞咽食物，需要插管供给营养。 到最后，妈妈的抽搐再也无法被控制，几乎每分钟就抽一次，眼睛都是闭着的，我们无从得知她有没有听见我们说话，还是一直处于昏迷状态。妈妈走前的几天，安宁疗护团队预先告知了我们，让我们通知亲友来看妈妈最后一面。看着妈妈，我想，她是不是正在等着我们姐妹的生日，要陪我们过了这次生日才愿意离开。因为这样，我决定为让妈妈安心而提早庆祝生日。我们买了蛋糕，放到了她的面前，唱生日歌。

妈妈从早上就持续经历着严重的抽搐。过完生日后，妹妹坐在妈妈耳边低语，这时妈妈反常地一动也不动了，没有抽搐，像是在聆听。妹妹和妈妈说，她现在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，如果想放下的话可以安心地放下，不需要再挂念我们。听完妹妹十五分钟的轻声安慰，妈妈的生命迹象开始逐渐往下掉，不久后就离开了。

表哥曾经告诉我们，当妈妈要离开时，不要哭、不要挽留，让妈妈放心好好走。所以妈妈即将离去的当下，我和妹妹也静静地站在一旁，在心里对妈妈说话，忍着泪水不敢哭出来。妈妈进行着疗程时我们都鼓励说等她好了我们要一起出国玩，之前的乳癌痊愈后也举家游过韩国、香港、新加坡、日本，但现在再也没办法为妈妈尽身为女儿的责任了。

我和丈夫曾经很努力地想要有个孩子，但一直都怀不上。去年妈妈病发，我为了激励妈妈，叫妈妈要等我，等我做体外受精，生个孙子让她抱。妈妈听了满心期待，但始终都等不到那一天。而我来不及做体外受精，就确诊了癌症。

本来就有家族病史的的我，很警醒地每年都会到妇科做身体检查，对身体的异样很敏感。照顾生病的妈妈时我就感到胸痛，以为是太劳累和缺少睡眠引起的。我在胸上摸到了一颗很小颗，尖尖的、凸出来的、会移动的皮下物体，摸到了也会感到疼痛。那块东西在妈妈去世后依然没有消失，我和丈夫便找专科做检查，报告结果是第一期乳癌。

还未做检查前我隐约有不详的预感，想说这将会是一个我无法避开的坏事。但即便有这样的准备，在确诊的当下还是哭了。所幸有丈夫的陪伴，在医生继续讲解接下来的治疗方案时，我还能冷静地消化这一切事实。医生建议我三管齐下，开刀后也做化疗和放疗。我的手术是局部手术，只需要切除仍然很小颗的肿瘤。但因为肿瘤属于三阴性，是凶险度、侵蚀性最高的乳癌类型，也只有百分之十的乳癌患者会患上，加上我有着很强的家族遗传历史，而我的年纪也还很轻，医生就以上种种因素强烈建议我要连化疗和放疗都一起做。

六次的化疗对我来说是一道大难关。我的血管脉络不明显，化疗的针孔有时插得不准确时化疗药物会渗入皮下，导致皮肤情况变得很恶劣。护士来帮我打化疗点滴时经常为了找到血管尝试好几次，这让我对化疗感到很害怕和紧张。 在这种时候我总是想起妈妈，从一开始就是我陪她做化疗，而如今我自己也要度过这一切。那时我一直想，妈妈都没有哭过，都一直很乐观坚强，即便是为了不让我们担心才故作欢笑。我实在没有妈妈那么坚强，很常都会哭出来。有时候好想问妈妈是怎么捱过的，可不可以教我。医生和护士都很友善地鼓励我要让自己有多些正面能量，尤其是化疗时，消极心态更不能帮助到什么。

化疗的经历了人生第一次的大量掉发。那个时候真的很害怕，真想问妈妈该怎么办才好。我开始自己在网上搜寻质量较好的，漂亮的帽子，但一直找不到，才发觉本地几乎没有做得时尚大方的化疗帽。化疗时心情已经很低落，样子看起来也会苍白无力，所以反而更会想在打扮上让自己漂漂亮亮的，心情才会跟着好起来。那时我便有了做自己的化疗帽这个主意。 身为化疗病患，没有了头发后，在外头很容易感受到别人异样的眼光所带来的不适，也会造成我们的自卑。 有个朋友说，你就勇敢接受你的掉发，头发没有了是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只要你勇于面对你自己，别人的眼光没有办法伤害你。接受这个事实后，我想，我既然要戴帽子，就要戴好看的帽子，要有不同的款式、戴法。我要针对癌症病人，像是治疗室通常会很冷、有些人头皮会敏感、布料要能通风，种种的考量来设计出漂亮、实际的帽子。抗病时能像这样把时间用积极的行动充实起来，我也不会有太多时间去想太多有的没的，也更能把自己当作正常人看待。

放疗反而轻松多了；那是化疗之后休息了一段日子再开始的疗程。治疗时间比化疗短得多（我的一次治疗只需要八分钟），也不会痛。第一次进入治疗室时我的情绪还是比较不稳定，因为会想起妈妈。治疗室设计得让人能够真的放松下来，有音乐听，也可以睡个小觉，每次都不知不觉地就做完了治疗。十五次的放疗都是很轻松的。

现在的我已经完成了整个疗程，接下来便是靠自己的保养和小心照顾。现在没有药物可以罩着我，说实在也有点让人紧张。这时候最重要的是在饮食和生活习惯方面做调整。

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去好好聆听自己的身体，因为身体通常会告诉你状况已经发生，出了问题，只要你仔细听往往都能发觉，只要不要被恐惧蒙蔽着理性，而是去勇于面对任何的可能性就好。即使会掉发，即使疗程会辛苦，这些都是可以捱过的事情。 我的一位医生朋友在我进行治疗时都陪伴着我，为我介绍书籍，鼓励我写日记，也让我一字字列下自己认为自己生病的原因。我列完了一看，才惊觉我竟然有那么多有损健康的不良嗜好，比如通宵追剧、打游戏、喜欢垃圾食物等。写完了这些，便能更有实质性地一项一项计划改过，把生活作息调整好。

直到现在我还经常去看自己写下来的计划，以鼓励和告诫自己，不要重蹈覆撤，不要回到过去那种糟糕的生活形态，就这样子一直提醒着自己。 写日记的好处是，当我都把心情写下来，那情绪也有了释放，负面感受不会累积，而且也能训练自己察觉自己不好的心态，及时转换。现在的我不能再依赖妈妈，得靠自己走自己的路。我也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这一段旅程，给同是在抗病的人们一些陪伴、支持、指南。比方说，他们也许可以在还没有开始化疗时就把头发剃光，那么也省去日后头发一坨坨掉落的困扰。这也许是一般人不会去想到的事。

如果有机会梦到妈妈，我想对她说声对不起。在灵堂里见妈妈最后一面时，我对妈妈说，妈妈下辈子投胎要做我的宝宝，轮到我来好好爱护她。但现在我也患上癌症，短期内是无法生小孩了。所以如果妈妈到我的梦里来，我想对她说，你就不要等我了吧。但我会为了我们，继续加油的。